潘圆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主任）
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中国提出致力于做世界的“确定性基石”和“稳定性港湾”。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31家，同比增长1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14.5亿元。这一组数据为论坛上的表态提供了扎实的论据支撑。
众所周知，投资者是基于对收益和风险的评估来决定是否投资，而经济学上对风险的定义是“不确定性”。我国正是通过提供经济上、制度上、社会文化上的确定性，来降低外资在华经营的风险，提升外资对华投资的真实收益率，延续外资与我国双赢的局面，打造全球资金的“确定性基石”和“稳定性港湾”。
我国的确定性首先体现在经济层面。经济上的确定性指外资在我国获得良好收益的可能性大。我国政府通过打造开放的市场来提供经济上的确定性，其中扩大市场准入是重要的一点。准入是与外资关系最密切的权利，我国在制造业准入限制清零后，还将持续扩大服务业的外资准入。市场开放意味着我国愿意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增长的机遇，也有信心将制造业的“双赢局面”扩大到更多领域。
经济上的确定性还包括，我国能为不同类型的外资提供优良的市场。优良市场的标准是，虽然不同企业有不同的优势专长，但大部分外资都能在中国找到发挥自身优势的方式，获得良好收益的同时得到企业成长的更大空间。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无疑是个优良的市场：从企业规模看，全球500强的大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华投资，更多的中小型外企也在进入中国。从企业成熟度看，在我国市场上，既有枝繁叶茂的长青外企，也有蓬勃生长的成熟外企，还有后起之秀的新兴外企，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外企共同组成了在华外企的良好生态。同时，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不同风险偏好的外企都在积极展开对华投资，说明了我国市场因其足够的广度和深度，能为不同类型的外企提供优良的市场，这是一种确定性。
我国的确定性还体现在引资制度层面。引资政策服务于引资目的，这对所有国家都一样。我国引资的目的是将外商所长与中国所需有效结合，发挥外资助力中国增长的作用，制度上的确定性能保障目标的实现。我国的制度确定性包括外资相关政策、法律、规则的明确，也包括机构、机制、执行方面的优化。法律规则方面，2023年后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关于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文件，这些文件给出了确定性的规则，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外国投资得以在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中进行。机构机制方面，各级政府与外资企业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尽可能为来华投资提供便利，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外资企业圆桌会议、服务外资企业专项行动等机制也持续地帮助外企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确定性的提升还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一般来说，直接投资更容易发生在地理位置接近、文化类似、同样语言的国家之间，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较长时间里直接投资更多发生在欧美国家之间的原因。投资者对投资目的地感到熟悉亲近，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沟通成本低，适应时间快，这对投资决策非常重要。我国加大开放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际化的、兼容并包、富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让外国人熟悉和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缩小外商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是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部分。落到当前的具体措施上，外国人包括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生活的便利性有了明显提高，这一点体现在外国人的支付、住宿、签证、就医、上学、旅行等方方面面。当外商和外国人有机会看到我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了解我国经济的成长空间，会更容易找到企业与中国经济的衔接点，也能更客观看待我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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